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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“外公”俞平伯

分类:文苑 作者:张贤亮 整理时间:2021-07-01期刊:《读者》2021年13期 阅读数:人阅读

知道平伯公去世,是因为我在乡下看了报纸。匆匆赶回城里给大姨俞成挂长途电话,交谈中却也很平静。前一个月,即9月份,我去武汉,路经北京,还看望过他老人家。看他灵魂已经离开了尘世,对世界和亲人已完全陌生,仅剩下一副枯槁的躯壳,让人从床上抱到沙发上,再从沙发抱到床上,我不禁黯然。

一代风骚,一派红学宗师,最后竟痴呆如此。我曾默默闪过还不如让他一死的念头。希腊哲人说过,死,并不是死者的不幸,而是生者的不幸。而他的去世,我想,对他、他的家人,包括我在内,都可以说是一种解脱。91岁,毕竟享到了天年,寿终正寝,是大家意料中的事,因而也没有给我们生者造成不幸的感觉。我的“外公”平伯公可以说是一生活得和死得都很洒脱,毫无亏欠了。

我的亲外公陈公树屏我并没见过。有一期《团结报》介绍过他的一些事迹。清末,他任江夏知县、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。那篇文章中说他老人家还做过点好事。辛亥革命后,他在上海赋闲。有一天,他突然有兴致要去看文明戏,演的正好是武昌起义。看到起义爆发时,他怕得从衙门的狗洞往外钻,竟在戏院里当场中风,被抬回家后不久就故去了。

而平伯公就极看得开,一次,他和我聊起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时,和外婆一块儿搓草绳的情景,还蛮开心的样子。其实,到一定的时候,狗洞也是可以钻的。所谓“龙门能跳,狗洞能钻”是也,我的亲外公如像平伯公这样洞明,说不定还能看见我出世呢!

我称平伯公为“外公”,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大姨俞成的亲密关系,从世交的辈分论排的。我在宁夏期间,母亲从宁夏被遣送回北京,一直和大姨一起住在平伯公家里。平伯公对我的母亲视如己出,多有照拂,前后有十余年之久。

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,我也常去。那时我小,顽劣不堪,见了平伯公悚然哆嗦,不敢与语。过了20多年,我每次去北京,当然总要去看望大姨和平伯公。近十年来,一年中总要去几趟。这时,他们已经搬到南沙沟。我大了,他却老了。我每次去,都带些零食点心,他扶墙走到客厅,与我一起抽烟喝茶。

知道我居然也会舞文弄墨,他颇为欣慰。但他已耳聋,说话很吃力,只能说点短语和家常闲事。我出了第一本书,送他一本,他翻了翻,也就搁在一旁。我知道他不会看,以后也就不再送他。

他吸起烟来一根接一根,烟灰不住地落在衣襟上。我并不觉得埋汰,反而感觉那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文人风貌,那时,他已80多岁了。我问他长寿之道。他笑着说,爱怎么活便怎么活,人就长寿了。他一生从不讲究饮食,老了也吃肥肉;不运动,不练气功,起居无常。

偶然一次说到《红楼梦》,他也只是说,那不过是本小说,小说就要把它当本小说看。话语虽短,我想这才是把《红楼梦》钻透了的返本歸元之谈。你要把它看成“教科书”,看作真正的历史书,也只能由你。但那必然是非文学的评论,从而会搞出许多社会学的花样来。热闹是热闹了,却与文学自身的研究无关。

因为他已老了,有道是“一老一小”,老了就和孩子一样,所以我每次去,只能带点吃食让他开心,或是租车出去找个讲究的餐厅撮上一顿。我与平伯公从没有认真谈过文学,没有讨得过如此亲近的一代文宗的教诲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也不觉得后悔,倒认为自己还是有点儿体贴老人的孝心。要让一位垂垂老者搜肠刮肚地给你谈什么创作心得,自己收获不少,老人却筋疲力尽,这是自私的表现。

一位好友笑话我,说我有一个曾富甲一方的亲祖父,还有这样一个身为文学家的“外公”,却既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遗产,也没有得到过一句有关创作的经验,看来我真不愧是个苦命的人。如果说是命该如此,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

外婆在1984年先平伯公而去,此后他精神更为不济。我到北京要是不住宾馆,就睡在他隔壁房里。深更半夜,总听见他大声呼唤外婆的名字,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,有时几近狂吼的地步。我并不感到森森然,反而体会到一位老人的眷恋之心和孤独之情。想到自己,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半夜和他一样狂吼起来,就不禁神伤而失眠。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,潇洒悠远而富有朝气,后来他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儿没有两样。

呜呼!外公,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。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,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。

(含 烟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《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:张贤亮经典散文》一书,刘德山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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